搜狐城市联合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于2021年12月22日在北京搜狐媒体大厦举行的“城市·向绿而行，暨“中国城市绿色建筑发展竞争力指数报告”发布会。

  “碳排放大户”——建筑行业，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环节。据《中国建筑能耗研究报告（2020）》，2018年全国建筑全生命期碳排放总量占全国碳排放的比重达到51.3%。

  因此，建筑业减碳已成为政策关注的重点。2020年7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多个部委联合印发《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方案》，其中明确提出，“到2022年，当年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比达到70%”。

  2021年10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要求扭转大量建设、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城乡建设方式，加强财政、金融、规划等政策支持，推动高质量绿色建筑规模化发展。

  实质上，绿色建筑在国内已历经十余年快速发展，获得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的项目数量也呈现出井喷式增长态势，但不可忽视的是，在绿色建筑发展过程中，地域发展不平衡、技术要求落实不充分、市场推动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仍旧存在。

  为客观评估国内各大城市绿色建筑发展现状，搜狐城市联合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共同创建“中国城市绿色建筑发展竞争力指数评价体系”，联合发布《2021中国城市绿色建筑发展竞争力指数报告》。该报告系国内首份从城市维度，评价各地绿色建筑发展竞争力水平的研究成果。

  研究团队创建“中国城市绿色建筑发展竞争力指数评价体系”，一方面旨在通过多维数据分析客观反映中国城市绿色建筑发展水平，鼓励各地政府完善绿色建筑政策支持体系；另一方面也希望提高大众对于绿色建筑的认知，引导居民绿色住房需求，激活绿色建筑的消费市场，共同推进中国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

  依据中国城市绿色建筑发展竞争力指数评价体系，最具绿色建筑发展竞争力的十座城市依次是：深圳、上海、北京、南京、天津、广州、重庆、武汉、长沙和杭州。

  在单项指数排名上，绿色建筑低碳成就指数10强城市分别是深圳、上海、西安、济南、天津、南京、长沙、南昌、北京、广州。

  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指数10强城市分别是上海、深圳、重庆、天津、北京、南京、广州、杭州、西安和武汉。

  此外，深圳、广州、南京、杭州、合肥、石家庄、武汉、福州、济南、呼和浩特分别是绿色建筑发展潜力指数10强城市。

  而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南京、广州、杭州、成都、武汉、青岛则分别是绿色建筑协同创新指数10强城市。

  第一，在研究对象上，与现有评价体系主要以企业、项目为研究对象不同，本报告是国内首份以城市为研究目标，综合评估中国36座重点城市绿色建筑发展竞争力的研究报告。

  第二，在评价体系设计上，研究团队独创“CHPI”模型，具体从“低碳成就指数(C)”、“高质量发展指数(H)”、“发展潜力指数(P)”以及“协同创新指数(I)”四大维度，系统评价各大重点城市绿色建筑发展状况。

  其中，在“低碳成就指数”方面，研究团队独创性地确定了不同类别、不同星级的绿色建筑的碳排放系数，以突出绿色建筑在节能减碳上的重要作用。

  第三，在数据来源上，为提高评估报告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在调研期间，研究团队特启动中国城市绿色建筑发展调研活动，向各地绿色建筑主管部门发放《重点城市绿色建筑发展情况调研问卷》，以获取有关各地绿色建筑发展状况最权威的数据。此外，除问卷调查数据外，研究团队还综合使用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及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标识项目数据、incoPat专利数据、官方公开资料等数据来源。

  研究团队共选取36座重点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包含4座直辖市、5座计划单列市以及27座省会城市。

  为监测中国重点城市绿色建筑发展状况，绿色建筑发展竞争力指数评价体系主要包含以下4项一级指数：低碳成就指数、高质量发展指数、发展潜力指数、协同创新指数，每项指数均包含相应的监测指标。

  启动于2008年的中国绿色建筑评价工作，尽管初期发展较缓，但近年来，随着各级政府绿色建筑发展激励政策的陆续出台，全国范围内获得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的项目数量跳跃式增长。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截至2020年底，全国累计绿色建筑面积已达66.45亿平方米。

  按照《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定义，绿色建筑是指在全寿命期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高效的使用空间，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建筑。

  从其定义可以看出，绿色建筑倡导的是覆盖建筑全生命期的节能低碳，强调以人为核心，与自然和谐共生，大力开发建设绿色建筑不仅是城市减碳的重要途径，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优路径。但需要指出的是，不同标识类型、不同星级的绿色建筑，其二氧化碳减排效果并不一样。

  目前，中国绿色建筑标识评价已经全面转向以竣工运行为重点，分为预评价和评价。在此之前，两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均将标识评价划分为设计标识评价和运行标识评价两种，其中，设计标识评价在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通过后进行，运行标识评价则在建筑通过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一年后进行。此外，依据不同的技术要求，绿色建筑等级由低到高被划分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3个等级，等级越高，意味着该建筑项目与绿色发展的要求更为契合，二氧化碳减排效果更为突出。

  低碳成就指数以绿色建筑设计标识项目面积、绿色建筑运行标识项目面积，高星级（即评价等级为二星级或三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项目面积、高星级绿色建筑运行标识项目面积为核心指标，客观反映各地绿色建筑发展状况，同时由于绿色建筑在节能减碳上的效用，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座城市的低碳成就。

  如何推动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提高绿色建筑星级水平，鼓励绿色建筑向高星级发展；推动绿色生态城区建设，形成绿色建筑集中连片发展区域，促进高水平绿色建筑规模化发展是其中关键。

  高质量发展指数以高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项目面积、高星级绿色建筑运行标识项目面积、是否具有绿色建筑集中连片发展区域、是否有绿色生态城区示范区或者标识认证、绿色建筑奖励资金发放总额5项指标为基础，衡量中国城市绿色建筑发展水平。

  绿色建筑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开发和供给需充分发挥多方面驱动因素的推动作用。

  首先，绿色建筑的发展离不开强制性的法律法规的约束，多项研究表明，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可对利益相关者施加压力，成为推动绿色建筑强有力的外部驱动因素。

  此外，在绿色建筑发展主要依靠行政力量推动的局面下，政策关注度越高，即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发展前景越广阔。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否发布绿色建筑“十四五”发展规划，以及在规划中设定了何种程度的发展目标，是体现各地政策关注度的重要窗口。

  技术进步对绿色建筑产业发展的支撑毋庸置疑。技术体系的完善，有助于提升绿色建筑效能，降低绿色建筑建造成本。

  因此，发展潜力指数主要从是否发布绿色建筑发展条例，是否发布绿色建筑“十四五”规划、“十四五”绿色建筑发展目标力度以及绿色建筑相关专利数量等维度出发，衡量各城市对绿色建筑发展的法律保障能力、政策关注度以及技术支撑力。

  绿色建筑是绿色生活的一大载体，其核心目标之一便是创建舒适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

  而上述目标的实现，仅凭借发展绿色建筑并不足够，它需要多方面共同发力，形成多方联动、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推进机制。例如健康建筑的开发建设、城市更新的推进、垃圾分类的实施等等举措，都有利于绿色生活的创建。

  协同创新指数主要包含以下监测指标，绿色建筑创新奖项目数量、绿色建筑相关科技示范工程、健康建筑认证项目面积、城市更新进度、海绵城市建设水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无障碍步行系统建设水平、垃圾分类进展以及光盘行动的实施情况。

  低碳成就指数(C)、高质量发展指数(H)、发展潜力指数(P)、协同创新指数(I)的满分值均为100分，四项指数的权重分别为35%、30%、15%以及20%。

  需要指出的是，考虑到城市规模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与当地绿色建筑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在计算各单项指数得分时，研究团队特加入规模修正系数与经济修正系数。

  低碳成就指数得分(C)，系通过计算出各个参评城市的绿色建筑碳减排总量，然后按照插值法计算得出。

  在计算一座城市绿色建筑碳减排总量时，考虑到不同标识类别、不同星级的绿色建筑在节能减排上的效能差异，研究团队分别赋予低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项目、高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项目、低星级绿色建筑运行标识项目以及高星级绿色建筑运行标识项目，不同的碳减排系数，以更为客观地反映各地绿色建筑的减碳效能。

  高质量发展指数得分(H)，由高星级绿色建筑运行标识项目面积等5项监测指标得分加总后得出。

  各城市的高星级绿色建筑运行标识项目面积得分、高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项目面积得分、绿色建筑奖励金得分均利用插值法计算得出，并且研究团队在计算过程中使用了规模修正系数与经济修正系数，以平衡城市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而绿色建筑集中连片发展区域得分以及绿色生态城市示范区得分则按照“有无”的规则进行赋值，即若该城市有绿色建筑集中连片发展区域，则赋予相应分值，若无绿色建筑集中连片发展区域，则该项监测指标不得分。

  发展潜力指数得分(P)，由是否发布绿色建筑发展条例等4项监测指标得分加总后得出。

  具体而言，绿色建筑发展条例、绿色建筑“十四五”发展规划指标得分依据“有无”规则进行赋值，绿色建筑相关专利数量得分通过插值法计算得出，而绿色建筑“十四五”规划发展目标中所包含的子指标得分，则经由相应的赋值规则计算得出。

  协同创新指数得分(I)，则是通过绿色建筑创新奖项目数量等4项监测指标得分加总后得出。

  各地绿色建筑创新奖项目数量、健康建筑认证项目面积得分通过插值法计算得出，绿色建筑相关科技示范工程项目得分根据“有无”规则进行赋值，而绿色生活创建情况中所包含的6项子指标得分，除绿化覆盖率得分是通过插值法计算外，其余5项子指标得分则是研究团队通过问卷调研、专家咨询、网络调研等方式，评估当地创建水平，进而赋予相应的分值。

  根据上述中国城市绿色建筑发展竞争力指数评价体系，研究团队计算了中国36座重点城市绿色建筑发展竞争力指数。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36座重点城市中，绿色建筑发展竞争力指数排名前10的城市分别是深圳、上海、北京、南京、天津、广州、重庆、武汉、长沙和杭州。

  助力深圳登顶榜单的，是其在4大单项指数上全都跻身TOP5的强劲表现，其中，在低碳成就指数与发展潜力指数上，深圳更是重点城市中的领跑者。

  上海2021绿色建筑发展竞争力指数得分仅比深圳低了2.2分，在36座重点城市中，位居第二。

  从4大单项指数来看，上海在高质量发展指数与协同创新指数上均表现不俗，两项指数得分全都领先深圳，其中，上海高质量发展指数得分在36城中排名第一，协同创新指数得分也仅次于北京，排名第二。

  但由于绿色建筑设计标识项目面积、绿色建筑运行标识项目面积低于深圳，上海低碳成就指数得分略逊一筹。而在发展潜力指数上，由于绿色建筑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程度不及深圳，以及部分绿色建筑“十四五”规划目标力度相对有限，上海发展潜力指数得分低于深圳。

  进一步分析，协同创新指数得分是支撑北京入围三甲的核心动力。凭借全国最多的绿色建筑创新奖项目数量，以及在绿色生活创建方面的优异表现，北京协同创新指数傲视群雄，排名第一。

  而同样身为一线城市的广州，虽然四大单项指数全都入围TOP10，但由于缺少拔尖项，因而绿色建筑发展竞争力在36座重点城市中，排名第六，不及南京、天津。

  总体来看，中国重点城市绿色建筑发展竞争力格局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的相关性，绿色建筑发展竞争力TOP10城市均为万亿GDP俱乐部成员，而地处西北与东北地区的重点城市，大多处于榜单尾部阵营，绿色建筑发展竞争力相对较弱。

  2021绿色建筑低碳成就指数十强城市依次为深圳、上海、西安、济南、天津、南京、长沙、南昌、北京和广州。

  如前文所述，低碳成就指数得分与当地绿色建筑面积呈正相关关系，但需要指出的是，考虑到实际的减碳效能，研究团队在统计各地绿色建筑面积时，剔除了通过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的项目面积，仅将获得绿色建筑设计或运行标识的项目面积纳入统计范畴。

  因而，本报告所统计的各地绿色建筑建设面积，即是绿色建筑设计标识项目面积加上绿色建筑运行标识项目面积计算所得。

  凭借绿色建筑建设面积突破1亿㎡的强势表现，排名前两位的深圳和上海属于第一方阵，在低碳成就指数得分上领先优势明显。

  深圳、上海之后，西安领衔一众北方城市，排名第三。总体而言，低碳成就指数得分排名第3-10位的城市，彼此之间分差不大，竞争激烈。

  各地低碳成就指数得分的高低，除绿色建筑建设面积总量外，绿色建筑的结构特征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由于不同标识、不同星级的绿色建筑在碳减排效果上存在差异，针对各类型的绿色建筑，研究团队赋予了不同的碳减排系数，其中，高星级绿色建筑运行标识项目碳减排系数最高。

  但研究团队发现，从标识类型来看，减碳效能较优的绿色建筑运行标识项目面积占比较低，多城占比不足10%，而高星级的绿色建筑运行标识项目面积占比更少。

  这说明各地绿色建筑从规划设计到实际运行的转化存在一定困难，如何确保绿色设计在项目施工和运维过程中真正落地，仍是考验各地绿色建筑建设、真正推进减碳发展的重要课题。

  2021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指数十强城市依次为上海、深圳、重庆、天津、北京、南京、广州、杭州、西安和武汉。

  高星级与规模化被视为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征，因而，在高质量发展指数内部设计上，研究团队主要以高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项目面积、高星级绿色建筑运行标识项目面积两项指标，衡量一座城市绿色建筑的星级水平；以是否具有绿色建筑集中连片发展区域、是否有绿色生态城区示范区，评估当地绿色建筑开发建设的规模化水平。

  2021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指数，上海位居第一，堪称国内绿色建筑发展质量最高的城市。

  在绿色建筑星级水平上，上海高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项目面积已突破9000万㎡，领跑36座重点城市；同期，上海在高星级绿色建筑运行标识项目面积上也表现不俗，面积总量仅次于重庆和深圳，排名第3。

  作为上海绿色建筑集中连片发展区域的代表，虹桥商务区建筑100%获得了高星级绿色建筑标识；此外，上海还拥有13个项目获得绿色生态城区设计评价标识，1个项目获得绿色生态城区运行评价标识。

  目前，武汉高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项目面积已突破2000万㎡。此外，武汉还拥有武汉中央商务区、黄陂区临空新城航空企业总部（核心区）、中法生态城3处绿色建筑集中连片发展区域，其中，中法生态城还获得了住建部授予的绿色生态示范区称号。

  但不可忽视的是，武汉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指数得分比榜首上海低了近30分，大幅分差背后，武汉市高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项目面积不及上海的1/4，而高星级绿色建筑运行标识项目面积更是不足上海的1/20，当地绿色建筑发展质量依旧有待提升。

  2021绿色建筑发展潜力指数十强城市依次为深圳、广州、南京、杭州、合肥、石家庄、武汉、福州、济南以及呼和浩特。

  评估各城市绿色建筑发展潜力，主要基于各地对绿色建筑的政策关注度、法律保障能力以及技术支撑力综合评估。

  具体而言，研究团队主要考察以下几项指标：是否发布绿色建筑发展条例，是否发布绿色建筑“十四五”规划、“十四五”绿色建筑发展目标力度以及绿色建筑相关专利数量。

  凭借较为完善的绿色建筑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十四五”期间对绿色建筑较高的政策关注度以及强硬的技术支撑能力，深圳绿色建筑发展潜力指数得分最高。

  深圳之后，同为珠三角核心城市的广州排名第二，而来自长三角的南京、杭州、合肥分列第3-5位。从区域发展角度来看，这表明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将是国内最具绿色建筑发展潜力的区域。

  总体而言，与其余单项指数一线城市、直辖市占据榜单头部阵营不同，在发展潜力指数方面，更多新一线城市、普通省会城市开始崭露头角，这表明在“双碳”目标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开始加大绿色建筑开发建设的政策关注度，发力低碳经济。

  2021绿色建筑协同创新指数十强城市依次为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南京、广州、杭州、成都、武汉和青岛。

  协同创新指数主要考察的是，绿色建筑作为绿色生活的载体之一，其与健康建筑、城市更新等其他行动协同推进绿色生活的状况。

  因而，在指数内部设计上，研究团队主要考察以下几项指标：绿色建筑创新奖项目数量、是否有绿色建筑相关科技示范工程、健康建筑认证项目面积、城市更新进度、海绵城市建设水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无障碍步行系统建设水平、垃圾分类进展以及光盘行动的实施情况。

  凭借最多的绿色建筑创新奖项目数量、最高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以及在其余指标上的领先表现，北京以92.80的高分，位列协同创新指数榜首。

  北京之后，上海协同创新指数排名第二。在核心指标绿色建筑创新奖项目数量上，上海是获奖数量仅次于北京的城市。

  在协同创新指数十强阵容中，成都、武汉分别作为西部和中部城市代表，分列第8、第9位，其余入围城市均来自经济更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由此看来，地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与绿色生活创建水平密切相关。

  第一，充分重视绿色建筑发展“顶层设计”，抓紧制定“十四五”期间以及中长期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明确本地绿色建筑发展目标、战略以及技术路线，具体规划绿色建筑目标管理分区与目标单元，将绿色建筑发展目标加以分解和细化。此外，需要统筹考虑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超低能耗建筑、既有建筑绿色改造、住宅全装修、健康建筑、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等关键领域的协调发展，不断提升本地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水平，为本地“碳达峰、碳中和”总体目标的顺利完成做出积极贡献。

  第二，绿色建筑的技术支撑体系是影响绿色建筑发展的关键因素，积极推动建立绿色建筑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加强自主技术创新，强化技术的优化集成和工程化配套，特别是推动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绿色建筑深度融合，增强技术支撑能力，不断降低绿色建筑建造成本，以科技创新推动绿色建筑发展。

  第三，强化绿色建筑质量监管机制，行业监管部门可通过建立诚信体系和信息披露制度，对规划、审查、设计、施工、验收、运行等阶段进行全过程监管，确保绿色设计在项目施工和运维过程中的落地，提升绿色建筑的质量与性能；此外，还可通过建立“全国绿色建筑信息管理平台”，实现自下而上、自动的数据统计，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并及时将基本信息向社会公众发布，接受公众监督。

  第四，加大绿色建筑宣传推广力度，提升消费者对绿色建筑运行效果的认知。金融机构可通过金融创新，提供利率优惠的绿色建筑按揭贷款等金融服务，激励消费者购买或者租用绿色建筑，从而激活消费端需求，进而改变当下绿色建筑发展主要依靠行政力量推动与财政资金支持的局面，建立市场化推动模式。

  第五，强化绿色金融引导支持作用，鼓励金融机构多元探索相关金融产品和工具，向绿色建筑建设单位提供一系列用于绿色建筑设计、建造、改造等全生命周期的差别化金融服务，提升金融服务绿色建筑产业效率，提升民间资本参与绿色建筑产业的积极性，有效解决绿色建筑产业中存在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研究团队力争通过多维数据分析，客观呈现中国重点城市的绿色建筑发展水平。但因评价体系的局限性以及统计数据偏差，相关指标得分排名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报告内容仅供参考。

  未来，研究团队将会持续优化评价体系，同时也期待更多的合作伙伴加入，一同为中国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献策出力，助力中国城市建设全面实现绿色转型。

  作为国内首份综合评估各大城市绿色建筑发展水平的报告，《2021中国城市绿色建筑发展竞争力指数报告》基于现有研究资源，确定以城市行政等级划定研究范围，即以36座重点城市（4座直辖市、5座计划单列市以及27座省会城市）作为首期报告的研究对象。

  因而，部分在绿色建筑发展方面亦有突出表现的城市，因行政等级限制未被覆盖。为此研究团队特设“特别观察”章节，选取绿色建筑面积突破1亿平方米的“苏州”作为特别观察对象以作补充。

  2009年，苏州工业园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获得住建部颁发的第一批“绿色建筑设计评价标识”，这是苏州市第一个绿色建筑、江苏省首个绿色公共建筑项目。此后，苏州市绿色建筑历经从试点示范到全面推进的发展历程，绿色建筑发展总体保持领先地位。

  截至2020年底，苏州累计建成绿色建筑项目1153项，建筑面积10187.55万平方米，其中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项目数7936.1万平方米，高星级绿色建筑面积占比达到77.9%。此外，苏州绿色建筑运行标识项目数量也有所提升，达到了54项。

  苏州工业园区无论是绿色建筑数量、高星级比例以及运行标识项目占比，均处于全省领先/视觉中国

  与此同时，苏州也在积极创建绿色城区和示范项目，据统计，“十三五”期间，苏州先后成功创建省级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示范城县、市(区)14个，创建示范区数量排名江苏省第一，基本实现了各辖市(县)、区均有一个及以上绿色生态城区的目标。

  此外，随着绿色低碳理念的逐步深入，苏州绿色建筑项目的质量也随之提升，截至2020年底，苏州已有54个优质绿色建筑项目荣获全国、江苏省绿色建筑创新奖。

  较为完善的绿色建筑政策体系，是助力苏州绿色建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国家、江苏省推动绿色建筑发展相关文件的基础上，苏州市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有效推动了全市绿色建筑发展。

  2008年，苏州市政府就在全省率先颁布《苏州市民用建筑节能管理办法》，要求苏州市内的民用建筑改善建筑保温隔热性能，提高建筑物用能系统的运行效率，降低能源消耗。

  此后，一系列政策文件的陆续发布有力指导了苏州市绿色建筑发展方向，而最新印发的《苏州市“十四五”绿色建筑发展规划》，则进一步明确了“十四五”期间苏州绿色建筑发展的主要目标与具体任务。

  在推进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苏州市财政资金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当下，苏州多个下辖市、区均设立了建筑节能或绿色建筑专项引导资金，重点对高星级绿色建筑项目、运行标识项目、超低能耗（被动式）建筑项目等项目予以支持。

  据统计，“十三五”期间，苏州共下达市级建筑节能引导资金1136.8万元；此外，还有23个项目获得省级绿色建筑专项发展资金资助，共获批资金8180万元。

  此外，为了强化建设系统的科技创新，以降低绿色建筑建造成本，提升绿色建筑效能，苏州市着重引导骨干企业、高等院校针对绿色建筑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前沿技术开展科研项目研究。据统计，“十三五”期间，苏州市建设系统科研项目共计128项，下达资金939万元。

  在城镇化阶段快速建设发展的机遇期，绿色建筑项目在苏州市得到了普遍的推广应用，但不可忽视的是，当下苏州市的绿色建筑发展仍存在不足之处。

  真正的“绿色建筑”需要通过有效的运营管理，实现绿色建筑技术措施有效运用及设备的高效运行，达到在全寿命周期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的预期目标，但目前苏州市绿色建筑运行项目数量仍然较少，绿色建筑运营管理水平也不高。

  展望“十四五”，随着苏州市绿色建筑规模化发展的推进、新版国家《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的实施及双碳发展新理念的提出，苏州绿色建筑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期。

  据《苏州市“十四五”绿色建筑发展规划》，苏州提出“十四五”期间，城镇新建建筑100%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同时还将推动提高政府投资公益性建筑、大型公共建筑以及绿色生态城区、重点功能区内新建建筑中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建设比例。加强对绿色建筑特别是高星级绿色建筑项目的建设及运行质量评估。力争到2025年，新建高品质绿色建筑总面积200万平方米。

  为了保障上述目标的实现，推动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苏州提出实施绿色建筑考核机制，将绿色建筑工作任务、计划执行情况纳入对各市、区负责人的业绩考核体系。

  在激励保障体系方面，苏州提出加大针对高品质绿色建筑和低碳建筑项目的奖励力度，加强财政资金和金融市场的协调配合，鼓励项目申请绿色金融服务，试点贷款贴息、政府担保、税收减免等方式调动建设单位采购绿色产品、应用绿色技术，引导采用PPP模式、特许经营等方式投资、运作绿色节能建筑项目。

  此外，为强化科技驱动，苏州还将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基地建设，加大政用产学研投入和资金扶持力度，推广绿色低碳、节能高效的先进适用技术，推动科技成果与产业、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有效对接。推动新技术规模化应用，促进产业供应侧的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